會安老城的縉紳化：誰在為修復買單

會安（Hoi An）的老城區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東南亞貿易港口之一，1999年被列入UNESCO世界文化遺產名錄，其16至19世紀的日本、中國、越南與歐洲建築融合風格，在東南亞幾乎找不到第二個同等規模的案例。但若你問我，會安今天最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是什麼，答案不是燈籠、不是白玫瑰米皮餃，而是：老城區的縉紳化（gentrification）究竟在修復一座城市，還是在系統性地清洗它原有的住民與生活肌理？前往會安的最佳時間是每年2月至4月，雨量最少，氣溫約攝氏22至28度，舒適宜人；機票加酒店的中等預算大約每日港幣800至1,500元不等，視乎你選擇老城內的精品旅館還是河對岸的當地民宿。

從香港飛往峴港（Da Nang）的直航約需兩小時四十分鐘，峴港機場至會安車程約四十至四十五分鐘，的士費大約80,000至100,000越南盾（即港幣約25至32元），或可預訂旅館接送，價格通常略高但固定透明。越南盾是法定貨幣，老城內大多數商舖亦接受美元，但找零往往吃虧；英語在旅遊區通行，但一旦走出UNESCO劃定的保育範圍，越南語仍是唯一實用語言。

UNESCO的邊界，是保護還是隔離

讓我們從地圖開始。UNESCO於1999年劃定的保育核心區面積僅約30公頃，涵蓋Trần Phú、Nguyễn Thái Học、Bạch Đằng等主要街道，以及著名的「來遠橋」（Japanese Covered Bridge，建於1590年代）周邊地帶。這條邊界，從城市規劃的角度而言，是一道精確得近乎殘酷的線：線以內，建築受法規保護，修繕需申請許可，不得拆除；線以外，則是另一個世界。

問題在於，那道邊界並非按照社區的自然邊界劃定，而是按照建築遺產的密度劃定。住在核心區以內的居民，其房屋的修繕成本因保育條例而大幅上升——傳統材料的造價遠高於現代建材，而政府提供的補貼在2010年代中期之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根據會安世界遺產管理委員會的公開資料，老城內約有1,300幢古蹟建築，其中絕大部分仍屬私人業權。維護費用由誰承擔？答案在2000年代初期是「主要由業主自行承擔」。

結果可以預見：負擔不起維護成本的原住民選擇將房屋租賃或出售，而接手的，幾乎清一色是外資旅遊業者或越南城市中產。建築師Kazimierz Kwiatkowski——波蘭人，人稱「Kazik」，1980年代起在越南推動遺產保育工作長達十餘年，其遺孀至今仍記述他的憂慮：保育的最大威脅從來不是自然風化，而是「保育成功之後的商業化」。Kazik於1997年逝世，距UNESCO批准申遺僅兩年。若他見到今天的Trần Phú街，我不確定他會感到欣慰。

旅遊業的幾何級增長

數字是最冷靜的敘述者。根據越南國家旅遊局數據，會安在2010年接待遊客約150萬人次；到2019年，這個數字升至約500萬。COVID-19疫情令2020至2021年跌至近乎清零，但2023年的反彈數字已接近疫前水平。遊客數量在不到十年間翻逾三倍，而老城核心區的面積始終是那30公頃。每一個進入老城的遊客，都需要支付門票：成人票價為150,000越南盾（約港幣47元），憑票可參觀五個指定景點，包括日本橋、福建會館（建於1697年）等。這筆收入，理論上用於遺址維護——但收入分配的透明度，依然是當地學術界長期批評的議題。

從魚販到精品咖啡：Trần Phú街的商業形態演變

我在2023年10月的一個週二早上，沿Trần Phú街從東走到西，一路記錄店舖性質。結果相當誇張，但不是以一種令人愉快的方式。在總長約800米的街道上，我數到了超過60間咖啡館或甜品店，其中至少一半展示著某種刻意做舊的工業風裝潢；超過40間絲巾、燈籠或手工藝品店；以及至少15間提供「傳統越南烹飪課程」的廚藝學校，每節收費約USD 30至50（港幣約235至390元）。我找到的唯一一間仍在銷售日常食材的雜貨店，藏在一條平行的小巷之內，店主是一位約七十歲的老婦人，她告訴我她的鄰居已在2018年將房子租給一間精品咖啡品牌，月租據說超過她年收入的五倍。

這不是會安獨有的現象。世界各地的世界遺產城區——從捷克的克魯姆洛夫（Český Krumlov）到墨西哥的瓜納華托（Guanajuato）——都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張力：遺產的全球價值越高，其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就越強，而原住民的議價能力則往往與日俱減。會安的特殊性，在於它的縉紳化週期極短——從申遺到商業飽和，大約只用了二十年。相比之下，威尼斯的類似過程花了至少半個世紀。

「體驗經濟」的深層邏輯

那些烹飪課程值得單獨討論。在學術文獻中，旅遊學者Erik Cohen早在1988年已提出「staged authenticity」（展演真實性）的概念：旅遊目的地往往將本地文化包裝成可消費的展演，供遊客「體驗」，而這種展演本身就已是文化的異化。在會安，一個越南家庭的日常煮食，被轉化為一個有固定時長、固定菜單、固定攝影位的商業產品。這個產品非常精良，評分也往往很高——TripAdvisor上的會安烹飪課程有數千條五星評價。問題不在於產品本身的質量，而在於這種「真實性」是一種由外部需求塑造的真實性，與本地人實際的日常生活已幾乎毫無關係。

An Hội半島：縉紳化前線的現場報告

若想理解縉紳化的動態前線，不應該在老城核心區尋找，而應該渡過Thu Bồn河，走到對岸的An Hội半島。這裡在2010年代初期仍是一個普通的當地住宅區，低層房屋，街道狹窄，居民以漁業和小手工業為生。2015年前後，第一批精品旅館開始進駐，到2023年，An Hội已密佈屋頂酒吧（rooftop bar）、Fusion餐廳與面向外籍人士的月租公寓。

其中一個案例值得記錄：Mango Mango Restaurant（An Hội半島，Nguyễn Phúc Chu街），以其屋頂夕陽景觀聞名，晚餐人均消費約200,000至350,000越南盾（港幣約62至110元），在Hoi An的Fine Dining光譜中屬中高檔定位。旁邊是一棟仍住著本地家庭的老屋，曬衣竹竿直接伸到了餐廳外牆上方——這幅並置的圖像，比任何理論都更直接地說明了城市更新的時序差異。

與An Hội形成對比的，是位置稍遠的Cẩm Thanh村，距老城約七公里，椰子林水道（coconut water forest）仍相對完整，但近年亦開始出現「生態遊船」業者大量進駐的現象，部分學者憂慮Cẩm Thanh將在五至十年內重複An Hội的軌跡。若想在資本化浪潮完全淹沒之前親眼目睹較真實的會安水鄉面貌，時間並不充裕。

建築保育的悖論：修復，抑或複製

老城內的許多建築，肉眼看來光鮮整潔——木樑油漆一新，瓦頂修葺妥當，立面維護得幾乎像一座露天博物館。這固然是保育工作的成果，但建築史學界對「過度修復」（over-restoration）的批評，在會安同樣適用。義大利建築理論家Cesare Brandi在其1963年的著作《修復理論》（Teoria del Restauro）中早已警告：修復工作的目的是「令損壞停止，而非令時間停止」。當一幢18世紀的商人住宅被修復至看起來像2010年代新建的仿古建築時，其歷史的真實性（authenticity of substance）已然喪失，剩下的只是形式的連續性。

會安的修復工程長期以來有日本政府的技術援助——日本國際協力機構（JICA）自1990年代起持續參與，這有其歷史淵源：會安的繁榮期（約1580至1640年代）正是日本朱印船貿易的全盛時期，日本商人聚居於此，留下了包括日本橋在內的建築遺存。JICA的介入使修復工作在技術上相對嚴謹，但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同樣帶來了取態的分歧——旅遊業希望看到光可鑑人的門面，保育學者則主張保留歲月的痕跡（patina）。這兩種訴求之間的張力，在每一幢完成修復的建築立面上，都以不同程度的方式呈現。

若你仍決定前往：如何在縉紳化的老城中保持誠實

我並非建議你不去會安。這是一個複雜而真實的城市，其複雜性本身就值得第一手觀察。我想說的是，如何去，和去看什麼，決定了你是否在無意識地參與一個你未必認同的過程。

首先，住宿選擇有其政治意涵。老城核心區內的精品旅館——如The Nếm Hotel（Nguyễn Thái Học街，雙人房約USD 120至180/晚，即港幣約940至1,410元）或Anantara Hoi An Resort（建於一幢1930年代的法式殖民建築之內，Trần Hung Đạo街，雙人房約USD 200至350/晚）——消費固然流入保育成本，但亦同時推高了周邊租金。若選擇河對岸或稍遠住宅區的民宿或家庭旅館，每晚可低至300,000至500,000越南盾（港幣約94至156元），消費更直接落入本地家庭。

其次，用餐亦然。沿Trần Phú街及Nguyễn Thái Học街的觀光餐廳，菜單往往以英語為主，價格以外幣標示。但若你願意步行至Chợ Hội An（會安中央市場）的熟食攤位，一碗Cao Lầu（會安特有的粗麵配炸豆腐與豬肉片，據說正宗做法需使用古井井水）售價大約25,000至35,000越南盾（港幣約8至11元），遠比觀光區餐廳版本便宜三至五倍，且在製作者的日常工作環境中食用，沒有任何「staged authenticity」的成分。

最後，關於燈籠節（Lantern Festival）：每月農曆十五，老城關閉機動車輛，點亮燈籠。這確實是一個視覺上壯觀的夜晚，但我必須坦白：2023年的燈籠節，我在現場數到的外國遊客數量，大約是我估計的本地居民數量的十倍。這是一個為遊客保留的儀式，還是一個遊客恰好也在場的本地儀式？邊界已然模糊，且可能正在以每年幾個百分點的速度繼續移動。

會安作為一個城市的命運，並非由任何單一壞人決定——沒有一個惡棍開發商，沒有一個失職的官員，沒有一個貪婪的遊客（或者說，每一個遊客都只是這個系統的一個微小組成部分，包括我，也包括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）。UNESCO的保育框架、日本的技術援助、越南政府的旅遊收入目標、全球旅遊業的增長邏輯，以及每一個在Instagram上發佈燈籠照片的帳號——所有這些力量共同構成了一個幾乎無法逆轉的結構。理解這個結構，是前往會安之前最重要的功課。其餘的——Cao Lầu的味道、日本橋清晨的光線、Thu Bồn河的漲潮氣味——你自己去感受就好。

延伸閱讀：關於東南亞城市遺產保育的比較研究，可參考《紐約時報》2019年的會安報道；建築與旅遊之間的張力，亦可參考《金融時報》的遺產旅遊系列。若想進一步了解越南中部的城市肌理，順化（Huế）的皇城保育工作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比較的個案；而峴港（Da Nang）則代表了同一地區完全不同的現代化路徑。在東南亞的宏觀視野下，老撾琅勃拉邦（Luang Prabang）的UNESCO申遺後發展軌跡，與會安驚人地相似，幾乎可以視為一個平行實驗。